当官和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可以并存，也能够独立存在。留学是指人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其他国家学习、工作或生活，而当官则是指在政府机构中担负职务的人。当官的人可以在本国或他国留学，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和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
留学可以帮助当官的人开辟视野，增强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并且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这些技能和知识在工作中是非常有用的，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因此，当官的人留学是一种有益的选择。
留学还可以提高当官人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在国外留学期间，他们可能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组织和管理模式，从而学习到如何有效地管理和领导团队。这对他们在国内的工作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当官的人留学可以带来许多好处，包括扩大视野、提升能力、提高领导力和管理能力等。这些都是对他们未来工作的非常有价值的技能和经验。
唐代的外国人来华留学规模空前，朝廷是怎么对待这些留学生的呢？
据史载，中国的科举考试取士制始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延续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长近1300年。所谓科举，即“开科取士”,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以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
由于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不可替代的先进性，来华求学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至唐代达到了空前规模。为了切实抓好外国人来华留学考试工作，在世界范围内振国威揽人才，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诏为来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专门设置了一项考试制度——“宾贡进士”。因考生来源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宾贡进士”在考试难度和录取方式、录取比例上与本土的“国子进士”、“乡贡进士”有所区别，说白了就是有一定优惠政策。“宾贡进士”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部分，对传播华夏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
（唐玄宗）
史料载，与中国一海之隔的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次数和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统计，正式派出过13批。仅开元五年（公元717年），一次就选派了五百名进入长安太学学习。这些人学成归国后，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也成为了传播华夏文化的中坚力量。
唐代接受的新罗留学生的确切人数无以稽考，据史料载，仅开成二年（837年）在华新罗留学生达216人。开成五年（840年），同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就有105人。
高丽、安南（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缅甸、尼泊尔等国也派有不少留学生来。
（阿倍仲麻吕与杨贵妃）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阿倍仲麻吕。
阿部仲麻吕全名阿信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19岁时被推荐为遣唐留学生，次年3月乘坐日本第九次遣唐船来华。仲麻吕颇有中国文化功底，不久就获准进入国子监太学学习，毕业后考中进士。他的才华很快得到朝廷的赏识，唐玄宗赐其中国姓名晁衡。开元十九年(731年), 仲麻吕擢任门下省左补阙(从七品上),职掌供俸、讽谏、扈从、乘舆等事。以后不断升官晋爵。
仲麻吕在唐当官五十四年,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备受厚遇，荣达公爵。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仲麻吕以双亲年迈请求归国。唐玄宗执意挽留未能如愿。天宝十一年(752年), 仲麻吕入唐已三十七年，时年五十六岁，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唐玄宗终于同意他随日本遣唐使的船队回国。
仲麻吕多才多艺，性情豪爽，和同时代的不少著名诗人结为铁哥挚友，获准回国的消息传出以后，他们纷纷挥笔作诗赠别。尚书右丞王维，书赠《送秘书晁监还日该国》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李白）
摩诘还专为此诗写了很长的序文，歌颂中日友好的历史和仲麻吕的过人才华。
仲麻吕也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首《衔命还国作》诗赠答友人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仲麻吕的《衔命还国作》诗，后来被收录在宋代编辑的优秀诗文集《文苑英华》里，是该书中唯一的外国人作品。千百年来为中日两国人民传诵，
仲麻吕的船队未能按期到达日本，长安城里风传仲麻吕在海上遇难了。那时大诗人李白早已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他在外地听到了仲麻吕遇难的消息十分悲痛, 立刻挥泪写下著名的《哭晁卿衡》一诗
日本晁衡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仲麻吕一行数人，大难不死，历尽艰险，后来辗转回到长安。仲麻吕在长安看到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了著名诗篇《望乡》
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
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
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
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
此时的李白，正在安徽宣城一带游历（大概是他写《赠汪伦》一诗的时期）。从此没能再见面，两人皆引以为憾吧？
大历五年(770年)，七十三岁的仲麻吕逝于长安。唐代宗追赠其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崔致远也是唐代知名度最高的留学生之一。
崔致远（857年-？），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人。唐咸通九年（868年），12岁时崔致远辞别亲人，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崔致远牢记父亲教导，勤学苦读，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后，留在中国做官多年，在本国享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一生文学创作不断，他创作的《桂苑笔耕》文集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大食人（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的专称）李彦升，长期定居中国。时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偶然发现李彦升讲的中国话标准流利，通过与之交谈后，卢钧了解到李彦升是随经商船队来的，出身名门望族，较为熟悉中国文化。大中元年（847年），卢钧特意向唐宣宗举荐李彦升。唐宣宗派员核实后，恩准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李彦升一举及第。当年全国总及第人数仅有22人。颍川人陈黯便以此事撰写成《华心说》一文，对李彦升给予高度肯定。
1000年前大唐的“留学生”，不仅免学费，居然还可在朝廷担任高官？
个古代清廉效应故事的反思
话说唐朝大历年间，皇帝下诏任命杨绾为宰相。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可正是这次变动却在官场早成了不小的震动；先是御史中臣崔宽听说杨绾当上了宰相，立即在当天就把自己花园中号称‘天下第一’的楼台亭阁全部拆除。而汾阳王郭子仪听到杨绾任命为后宰相，立即将自己家中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要知道当时的御史中臣崔宽和汾阳王郭子仪可是权倾天下的大臣，也就是除了皇帝就是他们高贵了；这样的权贵听说杨绾当了宰相尚且如此，其它人的震动就更不必说了。
一个正常的人事变动为何造成如此大的震动呢，原来杨绾为官廉洁自律出名；自己的生活是相当俭朴。正是一个联动效应，驱使所有的官员们必须附和；不然自己就成了反面教材。这是历史事件中多次证明了的，当一个中央官吏贪污腐化时；全国将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而一旦一个清正廉洁的出现，即使不能杜绝贪污腐化；但必有所收敛。
可惜的是，这样的联动效应我们并没有看到；如我们到国有企业，所看到收入最高的、享受的只能是该企业的负责人；而我们再到贫困地区去，所看到住房的、家庭子女上学没有困难的只能是当地的官员；所以有人提出，为什么出国自费留学的绝大多数是当官的子女；为什么没有领导干部家是吃低保的。
不知道，也很难知道；我想这也正是现在反腐败难的原因吧。
1000多年前的大唐的确有外国的留学生，不仅学费不要，还可以在朝廷当官。那时候的大唐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也是威名远扬。无论是朝鲜半岛上的三国还是东洋日本，或者是丝绸之路上的小国家，对于中华文化的心态都是尊敬向往。
他们来了之后就得先过语言关，这些方面可没有优待可言，这些留学生是奔着学术和文化来的。大唐的留学生都安排在国子监，在这里只有过硬的汉语知识才能出人头地。他们和大唐的学生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吃住全免。当然这不是什么特殊待遇，因为大唐的学生也是吃住全棉，这是一视同仁的。
大唐的留学生第1课就要被告知，来到大唐你就要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和唐朝的差距，努力学习大唐的语言。你的语言和文化都是不入流的，只有努力学习唐朝文化，才允许继续在这里留学。
大唐也不会培养吃白饭的人，大唐学子学什么，留学生也跟着学什么，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法他们都要学，而且一律是汉语授课，不会因为他们是留学生就特殊照顾。看不懂，学不会就自己私下努力。
在国子监当中的学习过程非常辛苦，学不好就要被劝退，就得灰溜溜的回自己的国家。要想成为在大唐的留学生，就要完全改造成对大唐有用的人。留学生在唐朝生活也是有限制的，不会因为是外国人就简单的，对留学生的道德品质更有严格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