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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学生回国政策这是指国家对留学生的政策，包括回国的条件、程序、福利等。例如，2020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一项新的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发展。
2、 留学生服务这是一个针对留学生提供各种支持和服务的组织或机构，包括帮助办理回国手续、安排就业指点、提供生活支援等。
3、 归国留学生这是指已离开原籍国，在海外学习并返回祖国的人。他们通常遭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并且在回国后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
4、 留学生活这是指在国外留学期间的生活经历，包括学习、交友、文娱等方面。留学生常常会分享他们的留学故事，以鼓励更多的人去寻求自己的梦想。
5. 回国工作这是指留学生们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工作的现象。回国工作的好处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国内的发展机会，并且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死亡生命最后一舞傅雷的名人故事
认识傅雷，是听人说，看外国小说一定要看傅雷翻译的版本，因为他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小说译文更贴近原著精神。
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曾说“你那股理想主义的热情实可惊，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来心如死水，只有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并未稍减，只是常有一种‘废人而返’，‘怅然若失’的心情，也许是中国人气质太重，尤其是所谓‘洒脱’与‘超然物外’的消极精神影响了我。”说这番话时，是1963年，这一年中苏公开论战，马丁·路德·金组织了争取黑人工作机会和自由权的华盛顿游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接茬总统。世界繁华惊险，鼓动老少参与，而此时傅雷也不过55岁，心情和几年前却天差地别。
为何傅雷有了耄耋老人的失落呢？除了他过度的劳作，身体早衰外，大概还和他童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傅雷早年丧父，由寡母养大，母亲对他极其严格，这种方式，为傅雷的博学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苦闷和矛盾一定要正确化解，变成求知欲，看问题的视角要多变，对一切定论皆怀疑，事物总有对立面，不能一味浸淫苦闷，萎靡不振，自卑自溺。傅雷坚韧，沉静，却也有些孤僻，母亲了解自己的儿子，亲自为他选了一个性情温和的妻子——朱梅馥，并在她14岁时与傅雷定下婚约。
朱梅馥生于1913年2月20日，上海南汇县城，原名朱梅福，缘于出生之时正是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父亲朱鸿，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有三兄一姐。
四岁时，父亲蒙冤入狱，母亲为其父洗刷冤屈，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致使她的两个弟弟与一个妹妹死去。这种经历让她很早就体味到生活的艰辛，养成了温柔贤淑的性格，善良的她，别人有求必助，她的圆融正好把傅雷的严肃消融了，她成了傅雷和同样急躁的傅聪之间的桥梁。
1953年，父子两人因为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争论不休，此时年轻气盛的傅聪，并没有太多乐理知识，在音乐上的体悟大多使用的是直觉，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他不同意父亲认为《“克勒策”奏鸣曲》最为重要，双方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傅雷大骂儿子“你才看了多少书？”傅聪因此离家出走，到父亲好友毛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住了近一个月，朱梅馥在两父子间说合，此时又有一亲戚去世，让傅雷觉得人生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最后接傅聪回家。像这样的家庭琐事，还有很多，傅聪后来回忆说“父亲教子极严，有时几乎不近人情，母亲也因此在精神上受折磨。”直到傅聪到波兰留学，傅雷回忆从前对傅聪的种种，像噩梦一般。此后转变了傅聪的方式，两人不仅是父子，更像是学术上的契友。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烦，也就罢了。可是没有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晨六七点就醒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真的，你那次在家一个半月，是我们一生最愉快的时期，这幸福不知应当向谁感谢。我高兴的是我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尽管将来你我之间离多聚少，但我精神上至少是温暖的、不孤独的。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这得到的少，尤其是近三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生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可见做父母的也在不断学习。
傅雷对傅聪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任何艺术都有其含蓄的一面，需要领悟，而每个阶段的领悟又有不同，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朱梅馥初中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高中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曾学过钢琴，由于念的是教会学校，也懂英文，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不仅照顾傅雷的生活，生儿育女，还要负责翻译手稿和信件的誊写。
1932年，她与傅雷在上海结婚。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座东方小巴黎，在这个迷醉的仿佛都不曾存在的年代，像是上帝眨眼的瞬间，是个真正用来做梦的年代。周璇，孟小冬，蝴蝶，林徽因……她们炫目的名号，留下的印记，让百年后的我们如数家珍。那些当年恪守本分，最为家常的女子，反而让今人感叹遥不可及，顿生膈膜，成为博物馆里的标本，她们像一出水彩画，用平淡画出了天幕，成为时代的背景。
也许正是因为朱梅馥的平凡，对于这段婚姻，傅雷曾说“我二十岁出国，已经和她订婚，但出国的四年中，对她的看法三番四次改变，动摇的很厉害。”事实上，傅雷不光只是心动，在当时，破除封建包办婚约的思潮在留学生中很普遍。在留学期间，他认识了一个叫玛德琳的姑娘，相处后决定向她求婚，写了一封家书，想要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苦于左右为难，下不了决心，只好委托刘海粟帮他寄信，没想到玛姑娘另有男友，傅雷极度失望，担心那封信伤害了朱梅馥，百感交集，还想要举枪自尽，好在刘海粟扣下了那封信。傅雷始觉朱梅馥的可爱，痛定思痛，1932年，24岁留法回国后就与朱梅馥成婚。
但没过几年，傅雷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在那个艺术激荡的地方，又和一个汴梁姑娘暗生情愫。傅雷是艺术家，也许艺术家总有些多情，其实就连普通人，一生中也难免会不止爱一个人，若说为情所困是种痛，那所谓爱情的快乐，也都是伪命题吧。傅雷在傅聪即将步入婚姻时曾告诫“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美则美矣，奈何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歌德的太太克里斯蒂娜是个极庸俗的女子，但歌德的艺术成就，是靠了和平宁静的夫妇生活促成的。”不知傅雷夫人看过这封信没有，傅雷一生对朱梅馥是有亏欠的，朱梅馥虽然没有说，但傅雷心里应该明白。
在这段婚姻中，朱梅馥一直都在忍让，对这段婚姻感情始终如一，她清楚知道傅雷性格上的缺陷，说他“性格急躁，大大小小的折磨总是难免的”，有人说傅雷个性孤傲，与人共处总难融洽，最后只能在家译述。“性格决定命运”，简单六个字，被框在其中的人，一定都是痛苦的。从傅雷给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精神蓬勃的人，对音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爱孩子像爱惜自己的眼睛。虽然傅雷不善与人交流，幸好得天厚爱，有一个善解人意的妻子。
傅雷安于家庭生活，专注翻译，两个孩子。他们婚后一共育有三子，长子夭折后，1934年次子傅聪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傅聪童年还顽皮，少年时又留学波兰，1961年，他与美国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弥拉结合，并生下了一子，十多年后这段感情宣告破裂。此后，傅聪又有第二次婚姻，但因文化上的差异，不久两人就分开了，最后他留居英国，与钢琴家卓一龙组成家庭。傅聪是一个成功的诗人钢琴家。《傅雷家书》里编纂的内容，就是傅聪从波兰留学至傅雷夫妻自杀期间，同家人往来的信件，在这其中可以看出父子两代人从生活到心灵的交流，一个父亲培养儿子的艰辛。三子傅敏生于1937年，家，编辑有《傅雷家书》传世。傅雷作为父亲是非常成功的，相信看过《傅雷家书》的人，无不羡慕傅聪，他父亲常说他是天之骄子，但这与傅雷在背后给予的殷切关怀分不开，他一封封的家信，让傅聪度过了一个个独自面对的异国岁月。
相较傅雷，朱梅馥的一生像蒙了尘一般，消散在时光尘缘中，她像一杯水，润物细无声。人的爱有很多种，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就是在这样那样的情感和理智中不停颠簸沉浮，生命才不会是死水，现实让人太清醒，永恒者孤独，完美者寡淡，爱上生活中的皮屑蚤虱，把它变得鲜活，人若只为活着而活，是多么无趣。有句话说的好，爱比死长久。我们清晰的记得那些温暖的爱，但愿爱不是狭隘的，沉溺一段爱情，而忽略身边的美好，又是一桩遗憾啊。我们被爱陪伴，在漫长的一生中，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还有值得追求的东西，爱生活。傅雷和他妻子，大概就是用这样的心情，来维系家庭，儿子。
盛大的人生，也许并不在意，究竟在哪里开花，结什么样的果，而在于，这一生里有没有盛开。夏花绚烂，秋叶静美，暗香或浓郁，各有特色，也许不过是像洋葱一般，层层叠叠，长长短短，这样的女子，一生中总有一页或几页，像迷一般刺人眼目，带来惊喜，让人驻足停留，而像朱梅馥这样的女人，简单的连一把吉他的四根弦都凑不齐整，平淡的一如被旧礼数蒸馏过一般，她把自己的年华成就了家庭。有一部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茱莉亚·罗伯茨扮演了一个五十年代美国激进的大学教授，教导女生要学有所用，勇于冲破家庭伦理的束缚，但结果很可悲，女生们在顶礼膜拜了这位“蒙娜丽莎”后，大多数最终还是选择了家庭。有些女人带有杀死比尔的霸气，却也是在婚礼现场遇害，从坟堆里逼出来的，一个好女人绝不会遇见这样的悲剧，你可以说朱梅馥是普通的，结局也不太完美，相信她的一生，像带着温暖的康乃馨。
这百年来，所谓的女权主义无非是想要把女性从家庭拉到职场，我无法断言哪种人生会过的更好，唯一的真理是，人的一生都需要学习，不断完善，人生就是一个过程，青年如梦幻月，中年承上启下，老年淡泊无忧。
人说女人，是完整的生灵，因为有几个灵魂，细腻多情，却又比男人实际，很难超然物外，生活在云端，注定受难更多。西方人有信仰，可以追随，东方人有超度，可以解脱，但无论那种文化，都没有性别之分，从这点上来说，男女都一样，或者说，抛开生殖，人是雌雄同体的动物，相生相克，刚柔并济，我们苦恼的只是二者之间的平衡。朱梅馥是温良女子的典范，铁娘子是女人中的翘楚，她们各自选择了想要的花。德国大钢琴家施纳勃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一辈子只研究，只弹我永远也弹不好的东西！”社会思潮不停涌动，这样的碰撞，让人和自己也不会完全和谐融洽，需要找寻和谐，你若在思考，就必然充满矛盾，“我思故我在”，这也是你存在的价值。
傅聪学得是音乐，这在傅雷看来是所有艺术里最刺激神经的，感情投入太多会伤害长久，不如绘画、书法这类艺术修身养性，所以经常倡导他接近自然，多休息，尤其在有了家庭后，怕他在演出中有太多感情投入，而影响了家庭和睦，认为宁可少一些演出，“刻意求工，只怕会画蛇添足，失了真趣”。应该多和家人在一起，性情的培养是最为重要的。傅雷说，若艺术是最美的花，那生活就是开花的树。脱离了生活，你什么也不是。虽说他教子严厉有余，生机不足，但会在往来信件里写些烧菜的方法，家长里短，古今中外轶事，无所不谈，他一方面将傅聪往艺术的深处带领，开阔视野，希望他不仅仅被拘禁在音乐里面，“靠音乐来培养音乐是有很大弊害的”，能从更多方面获得灵感，一方面又害怕他脱离生活，劝导他多接触自然，可谓苦心孤诣。此时已年老多病的傅雷，碰到季节更替，时常会有草木零落之感，发出“未老先衰，生意索然欤”的诘问，但他也说，这样悲秋沉闷心情也仅限于和傅聪说说，两人灵魂上完全没有隔阂。
为了不让傅聪在异国有文化差异的烦恼，傅雷即使身体疼痛，也会写信来告诉他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帮助他更深入的理解西方文化。从傅雷的来信中，他说“艺术是个暴君，做他奴隶的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暴君尤其可怕，你既然认了艺术做主子，一切的辛酸苦楚便是你向他的纳贡，你信了他的宗教，怎么能不把少牢太牢去做牺牲呢？每一行有每一行的屈辱和辛酸，能够心平气和就是少痛苦的不二法门。”东方人含蓄，西方人直接，我们很难像西方人一样欣赏钢铁般的纯机械美，广场上都跳机械舞很雷人，但都是打太极拳的，也没有生气，凡事都有度。一个优秀的人，拥有高远绝俗的品味，却不失人间真性情，保有童真，永远都有春天放风筝，夏天捉河蟹，秋天点橘灯，冬天踏雪寻梅的情趣，腊八翻箱倒柜找豆，看歌剧即使睡着也不觉羞耻，拔萝卜带出泥巴很正常，若它生来就晶莹剔透，岂不是怪胎？容忍生活的不完美，也是一种超脱。
一切众神中，幸运女神是最为反复无常的，那些看似最有诱惑力的，也最为稍纵即逝，当我们拥有时，即是失去时。傅雷希望儿子成为磐石，中流砥柱，时代的骄子，而不是流于浮表。只是这人生，也是一种领略，不食苦味，哪知甜味，人总要相信点什么，坚信最远的，也是最近的，太雕琢刻意，反而会纤巧贫弱。
朱梅馥毫无怨言的忍受着婚姻中的不快，原本该是想着，可以换来一世安稳，可人生除了盛大反复外，还像一张云图，看不清它的变幻莫测，人渺小的都无法决定明天自身的存亡，甚至搞不清是前世欠了今生，还是昨日的账划归到了下一世。正如所有的云都从海上生，他们平静的生活也面临了惊涛骇浪，一场文化浩劫开始了。
爱上一个人，得到一座城，朱梅馥为她的这座城，挂上了一只厚重的铜锁，我们无法窥探个中况味，只知道兜兜转转，她到死也未能走出，想必这座城一定无比精妙吧。
又是一年春来到，柳絮满天飘。人不如花，花开年年，人活一季，有时人也不如狗，狗强烈的归属感，让它活得满足快乐。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会独自死去，毕生积累，也将尘土归于天地。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两人在家中自杀，有人说是服毒，有人说是上吊。十多年后，两人平反，傅聪从国外回来，和弟弟一起把父母的骨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谁说爱情不能照亮人生呢，有的人一辈子孤独，有的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有的人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相较这些不幸的人，傅雷夫妇是幸运的。
有人说，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我是风，长大了才知道，我们都只是草。傅雷夫妇在艺术的城堡里像两只北极熊，碰到如此热烈的环境，能承载他们的冰面越来越薄，生命无常像急速旋转的变奏曲，能弹好时，不是你最努力时，只是炉火纯青后的一种惯常。其实，傅雷夫妇的一生，是善良朴实的一生，他教导儿子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做个好人，他学了很多，但还是深深埋葬于东方人的宿命感。有很多事情，他一辈子都不懂，没有真正超脱，他虽然是个父亲，却像个孩子，有的人像孩子，其实却像个父亲。年龄的多少薄如春冰，如果你用同一种方式活一千年，还是枉然，我总难以认同天山童姥，她若童颜，必定单纯。正如我无数次路过城里一家蛋糕店，看着里面的蛋糕，总觉得太华丽，我像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舍不得买，却总在想，若有天它打烊了，这或许会是我的遗憾。
傅雷去世后，傅聪在文学上毫无进益，傅聪的孩子，也完全没有接过父亲在钢琴的衣钵，实在让人感到唏嘘。今天看着那些泛黄的书，仍能感受傅雷当年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心情，这些家信若只在道德和人格上为之受益，让读者感动，就可惜了这些辛劳付出。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国民政府驻法国等，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顾维钧主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顾维钧人物生平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
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
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等职，其间，于1924年5 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十七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五十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顾维钧人物轶事
立志报国，求学海外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同名幸事，携女殿堂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
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
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投身外交，崭露头角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
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妙语应答，立场坚定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 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 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坚守底线，捍卫台海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严氏理家，顾氏最爱
顾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是严幼韵女士。严女士是一位出身上海富商家庭的大家闺秀，早年为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她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留美时，也曾任《中国留学生月刊》的主编，只不过比顾维钧先生晚10年。回国后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那时的杨光泩与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接触较多，彼此交谊颇深。因此，夫人严幼韵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顾维钧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杨光泩出任驻菲律宾总领事。不久，日军占领了马尼拉，杨光泩先生以身殉职。严幼韵女士与杨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孩。严幼韵女士小顾维钧20岁。婚后，严夫人对顾先生关爱有加。在顾先生看来，在他的四位夫人中，他最喜欢的是严幼韵女士。严幼韵与杨光泩的三个孩子后来自然也成了顾维钧先生的三个继女，他们早年丧父，顾维钧视他们为己出，三个女儿对顾先生如同亲生的父亲一般。长女杨蕾孟，资深编辑，曾任美国著名的双日出版社的总编，并亲自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回忆记录就出自她之手。次女杨雪兰是有成就的企业家，现任美国通用公司的副总裁。通用公司在上海投资生产的别克轿车项目就是由她促成的。三女杨葸恩，在房产开发中成绩卓越。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
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退而不休，永著青史
顾维钧退休后先打算做三件事疗养度假，以消除长期紧张工作 带来的疲劳;写作和研究;开设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解决生计问题。
他尚未着手做这三件事，台北便通知他，希望他竞选一个新的职位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顾维钧早年学习国际法，对此颇有兴趣，精力和履历都足以胜任。经过一番竞选，获得任命，于是走马上任到了荷兰，一干又是10年，1964年当选为副院长。直至1966年，他才正式告退。越到晚年，他越思念故国家园。他每天的晚餐必吃中餐，特别想吃家乡上海嘉定的塌棵菜和罗汉菜。只要有上海来客，他都要问去过嘉定否。
1983年，他的女儿顾菊珍回国观光，顾维钧再三嘱咐女儿一定要到家乡看看，并将他珍藏多年的明代“嘉定四先生”和民族义士侯峒曾、黄淳耀的墨迹带回，献给国家。
女儿回到美国后，把家乡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顾维钧激动不已，把画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后来每逢思乡心切，便要翻看画册。他还给家乡写了一封信，感谢家乡对他的关心厚爱，盛赞故土发生的巨变。
晚年的顾维钧身居海外多年，可他一直没有入美国籍，这是由于他一直心系大陆。女儿顾菊珍对父亲的这一份不绝如缕的故土深情看在眼里。为了了却父亲的这份心愿，顾菊珍每次回大陆时，都要代替父亲回到嘉定故园去看看家乡的亲人，转达父亲对家乡父老的深切问候，然后，再把家乡而今的深刻变化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以宽缓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顾维钧的退休生活过得非常有规律。他上午9时许起床，早餐时间约一小时，一面饮食，一面阅读。每天看的英文报纸是《纽约时报》，中文报纸是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
每天下午，顾维钧都要拄着拐杖，外出散步。这是他的健身之道。他虽住在纽约这个大都市的中心，但公园大道离著名的中央公园只有一箭之遥，那里森林繁茂，绿草如茵，是闹中取静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只是六七十年代纽约的治安状况太差，他在散步时曾被抢劫三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失固有的幽默感，每次散步总要带些钱，说是不能让抢劫者空手而归。不过，被抢劫几次后，出于安全的考虑，就只能到大街上散步了。除了散步外，他还喜欢游泳。
90多岁时，他还能游泳，并站在跳板上跳水。
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也是为他作好安排。顾维钧打麻将，思路敏捷，出牌极快。有人问他牌运如何，他答曰“十九必输。这不是我的技术不如人，实因这是一种统战，花样繁多，有时我的精力不能顾到全局，因此牌运对我不甚客气。”对于输赢，他认为，“这原来是消遣，定率低而出入微，输赢可不在乎。
晚年的另一消遣是画画。
60年代末，顾维钧专程赴香港拜师学习作国画，并认真研读画谱。他的画题材固定，大都是梅、兰、竹、菊，颇得传统文人画的神韵，也是他处世立身之道的一种写照。他也画过工笔牡丹，那是赠送给夫人严幼韵的。
97岁那年，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嘉定县城的地图，图中央是家乡高耸的古塔，下面写“孔庙”两字，又画东西大街，西端写“西门”两字，那就是他美丽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他说着，画着，思绪如潮，不能自已。当前嘉定博物馆中，保存着顾维钧于1984年亲笔书赠的杜甫诗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退休后，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参加“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已成为历史学家的案头必备。
顾维钧晚年的另一乐事，是看到儿女孙辈欢聚一堂。顾维钧共有三子一女。
对顾维钧的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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