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学生是指来自农村地区,通太高考或其他途径考入大学的留学生。他们通常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和经济压力等问题。以下是针对这一群体的一些可能有用的建议

农村留学生做什么工作-农村留学生做什么

1、 了解并适应新环境农村留学生们需要花时间去了解他们的新环境,并尝试适应这类变化。这包括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语言和生活方式。

2、 加强语言学习虽然大多数留学生都具有一定的英语能力,但他们还需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学习,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新的文化环境。

3、 寻求学术支持对学术方面的问题,留学生可以寻求学校或教师的帮助。同时,也能够参加一些学术辅导课程或研讨会,以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4、 参加社区活动参加当地的社区活动可以帮助留学生更好地融入社区,并了解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5. 创业对有创业想法的农村留学生来讲,他们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不但可以帮助他们解决经济问题,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6、 健康管理由于生活和学业的压力,农村留学生容易忽视健康问题。因此,他们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体检,并寻求医生的帮助。

7、 职业计划农村留学生需要对自己的职业计划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制定出实际可行的计划。这可以帮助他们在毕业后找到适合的工作,并在职场上获得成功。

留学生落户条件

留学生的落户条件如下

1、在国外留学取得硕士及以上学历;

2、出国留学一年以上(满360天);

3、回国未满两年。

留学生的落户流程如下

1、办理《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和《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人事关系;

3、把档案转移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4、自己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网站上注册个人信息,公司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网站上预约提交资料;

5、准备落户地址证明等材料并于规定日期内将资料递交到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6、等待50个工作日后在规定的日期前当地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领取结果。

个人需提交的基本材料

1.部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境)外学位证书及成绩单。如为进修人员的,提供国(境)外进修材料和国内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证书或副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

2.出国留学前国内获得的相应的最高学历学位证书。如出国前系在职人员的,提供原工作单位同意调出或已离职材料。

3.护照、签证及所有出入境记录。

4.居民户口簿和身份证。如留学期间户籍已注销的,提供90天内有效的户籍注销材料。

5.符合第四条激励条件的,需补充提交相应材料。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第七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经申请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一)中国人的近亲属;

(二)定居在中国的;

(三有其它正当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十三条公民迁移,从到达迁入地的时候起,城市在三日以内,农村在十日以内,由本人或者户主持迁移证件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缴销迁移证件。

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入登记

(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

(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

(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

澳大利亚东海岸有个新南威尔士州,新南威尔士州有个亨特谷。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好地方,树木葱茏,鲜花吐芳。就是在这里。我遇到了富有传寄色彩的华人农场主王宝泉。

12月中旬,澳大利亚正值盛夏。王宝泉穿着一件T恤衫,随随便便。一双大手粗壮而粗糙,脸晒得很黑,整个儿一个农民,还不是我国沿海开放地区的新型农民,而是黄土高原上的老式农民。他左胳膊上一根血管足有圆珠笔一般粗细,那一块皮肤异于别处,有点像橡皮。初次见面,不便细问,暂且存疑。

按照中国的计量单位,这个农场的面积是503亩。王宝泉不喜欢说多少英亩多少公顷,喜欢说多少亩。他不种果树,不种蔬菜,也不种菽麦。他种鲜花。他的“瑞华牌”鲜花在悉尼供不应求。他说,今年悉尼奥运会,想向中国获奖运动员捐赠鲜花,不知道中国代表团能否给这个面子。

他这个农场是1995年花130万澳元买来的,以人民币计,就是750万元了。他说,近几年亨特谷发展旅游业,土地升值,他这个农场已经值260万澳元了,翻了一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诱人之处,5年工夫,即使买来荒在那里,什么也不种,1年就可以生出26万澳元来。这26万元在澳大利亚可以干什么?可以买一幢带前后花园的别墅式住宅。

但王宝泉不准备卖。他的事业正在发展。除了购地款之外,他另外还投入200多万澳元建设各种设施。他在悉尼设了两个销售点,每天上市鲜花五六千束,营业额在3万澳元上下。他说,不出两年,全部投资都可以收回。他还在往里投,一幢楼房已经打好地基,那是集保鲜、存储、包装、办公室和职工食堂诸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他还要建电脑房,控制温度、浇水、施肥的全自动暖房。

也许,他内心里已想垄断悉尼的鲜花市场,但他没有说。我是从他的言谈中猜出来的。他说,他的农场在当地不算大,但他掌握了一手种花绝窍,花的质量好。他也很爱护他的牌子,花枝弯曲的不上市,掉了一片花瓣的不上市,过了期的不上市,澳大利亚鲜花消费者很内行,什么花几个瓣儿清清楚楚。也有的顾客不很讲究,那种一束花里有一朵掉了两个花瓣的,想折价买回去,王宝泉不卖,运回农场销毁。同行们知道,这个中国人不简单,是个可怕的竞争对手,便通过种种途径打听这个农场的情况。

谁都很难想到,眼前这个雄心勃勃的中年汉子经历过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

他是1990年1月份抛妻别女,只身来到澳大利亚的,本想找个学校读书,用他的话说是“镀镀金回去好往上爬”。澳大利亚吸引外国留学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费相当高,而他怀里只有百十美元,只能打工挣钱,指望糊口之外能挣足学费。他在中国留学生合租的一个套间里住下,属于他的是客厅一角的一个地铺,每周交房租10澳元。住下之后,四处找工作。天不佑人,他一份工作都没有找到。房租交不起,只能卷铺盖走人。城里呆不住,往农村走,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吉普赛人的流浪生活。

澳洲大陆沿海一圈,是一条一号公路,他背个小小行囊,靠着站路边坚大拇指的办法,居然转了整整一圈,而且还几次深入腹地。竖大拇指是表示要搭便车。澳大利亚人纯朴,乐于助人。王宝泉身无分文,全靠当地人相助,给个面包什么的。他说“等于要饭了。”

流浪汉居无定所。澳大利亚又不许露宿街头。王宝泉便花29澳元买了一顶单人小帐篷,宿于远离居民点的密林里,每天一大早,走两个小时才能到有人烟的地方,为的是躲开警察的目光。有一夜,他留了半个面包,预备第二天吃的,吊在帐篷顶上。林子里有一种野猪,不是长獠牙的那种,而是从英国早期殖民者家走失而重新获得了野性的家猪。这东西鼻子灵,闻到面包味就来拱帐篷。他说他那时候不理发,不刮胡子,长发披肩,长须垂胸。

后来我悄悄问他的妻子,她说“他没有说过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种样子,我想他是为了吓人,不让人欺负。”他是在为生存而奋斗。他什么都干,种过树,除过草,打过鱼,挖过芦笋,总之,只要有人雇他一天,他就要感谢老天爷赏给他一天饱饭了。这年6月,南半球的冬天,他又转回到新南威尔士州,来到了亨特谷。

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个澳洲人新开的农场种花。他一周干7天,每天干10小时,老板给他开100澳元周薪。那时候,劳工法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每小时超过10澳元,他起码应该得700澳元。但他不计较,对他来说,有一个固定的住处,能吃饱肚子就已经很幸福了。

此人的过人之处在于,劳顿困厄并未消蚀他心底的雄心。他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拼着命地干活,每天从太阳还没有升起干到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苦学技能。没有条件学园艺理论,就自己用几个盆做实验,多少水,多少肥,何时浇水,何时施肥,施什么肥,温度,湿度,观察比较。摘花,他一个人顶当地白人工人好几个,种花,他是没有头衔的高级工程师。老板开始给他涨工资,1小时给25澳元。可以说,老板这个农场,是靠他发起来的。

1995年,他已经成为永久居民,有资格从银行贷款了。此时的王宝泉,不但学得了一手种花技术,而且对市场情况也有了清楚的认识。他不像其他亚洲移民那样,种巴掌大一块菜地,小本经营,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累资本。他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下子从银行贷出200万澳元,又从国内找了个合伙人,筹来100多万澳元,一起步就买下了个农场。

他成功了。他没有学过经济学,却成功地做了篇经济学大文章。他说,许多人把眼睛盯着城市,却不知澳洲农村充满着机会,澳洲人懒,也说不上聪明,以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聪明才干,澳洲农村可做的大文章还不知有多少。

在澳大利亚,我见到的中国人有两大类,一类是把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并以自己的中国血统为耻,见到黄皮肤不爱搭理,生怕沾了落后贫穷的边儿,好比旧社会有钱人耻于和穷亲戚来往一样。另一类是身离祖国,思念日深,中国什么都是好的。王宝泉属于第二类。他雇了12个澳洲白人工人。开始时,那些家伙看不起他,因为他们从当地新闻媒体了解到的是一个落后得不成样子的中国,在澳洲的中国人都是乘着渔船偷渡来的,是来分享他们的财富和文明的。

有一次,地下水管坏了,几个工人弄了半天没弄好,他跳了下去,带了一身泥水上来,修好了。湿淋淋地站在那里,把全体工人召来,指着他们的鼻子说,这是你们的工作,我是老板,我今天像泥猴子似的,你们应该感到羞耻。工人们服了他,他不仅会种花,电工、机修工等等,什么都会干,了不起。

今年,王宝泉选出两个“先进生产者”,花2万澳元安排他们到上海玩了一趟。两个白小子从上海回来,见人便说,中国跟他们的想像大不一样,上海比悉尼还繁华,他们都不想回来了。就在我们见面前不久,王宝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盘国庆五十周年阅兵的录相,高兴极了,把他所有的工人召集起来,说今天不干活了,看录相。工人们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个势派。从此,他们不但服了王宝泉本人,还服了中国。王宝泉说,他在作政治工作,搞企业管理不搞政治不行的。

现在,这些工人服服帖帖,见了他直拍马*。他和他妻子都说,洋人拍马*很好玩,他们拍得很招眼,一点儿也不避人。比如,王宝泉手里提了个什么东西,他们会立刻奔过来,从他手里把东西抢过去,好像累坏了他们的老板就罪大恶极了似的。他们还会当着众人的面,送给王宝泉一些小吃食,还说这是我妈妈特意为你做的。王宝泉对我说“管理洋人的感觉好极了,我喜欢雇洋人。”话是玩笑话,但其中洋溢着的民族自豪感却是非常浓烈的。

正当他准备在澳洲大显身手的时候,一种麻烦的疾病缠住了他。他的双肾都坏了,不得不靠透析维持。左胳膊上的血管,就是为清洗血液而弄成这般模样的,医生把两条血管接在了一起。他说他是累的。在流浪、打工、创业过程中,他都是拼命。干一天活,腰根本直不起来,走路时整个身体呈曲尺型。

宝泉啊宝泉,愿天假你以寿,让我们看到一个炎黄子孙在异国他乡的更大成功吧!

作者自注

此文发表于2000年的《环球》杂志,曾被国内和香港媒体广泛转载。当时我给王宝泉起了个假名汪彭寿,一方面祝愿他早日康复,延年益寿,宝泉不愿在国内媒体露脸。后来我发现,他是对记者有戒心,说不愿意被报道。我再三说服,并答应不用真名,他才勉强同意。在以后的电话联系中,他几次问我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还说,“你许老师的事我一定办”。我都说没有什么事情。他也就不在乎暴露他的真名实姓了。

2001年,我开了5个小时的车去看他。

他的病继续恶化,准备马上到上海作肾移植手术。我祝他手术成功,并要求,手术后一定给我打电话。此后,我一直没有接到他的电话,我也不敢给他打电话,几次拿起电话都放下了。

2003年,我的任期结束,即将回国,给他打电话告别,接电话的是个老外,说我打错了。我的心立刻抽紧了。我不甘心,又打他的手机,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喜出望外。他说他的病在继续严重,但还没有做手术,现在必须天天做透析了,政府为他从德国进口了一台透析机,并且给他,教会了他使用。

他正在料理后事,已经把农场卖了,在悉尼买了房子,还买了一个便民小杂货铺,交给他妻子。他说,肾移植存活率不高,他在做手术前必须把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安排好。我说,听声音你精神不错呀。他说他当兵出身,不怕死,救命车来的时候,他都这样说话。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他进一步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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