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要来中国留学”这一事件产生在19世纪中叶，主要缘由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传统体系逐步瓦解，而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也开始扩大。当时，一些外国人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是必要的，因此他们开始来到中国留学，并且其中一些人也信仰基督教。
在那个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遭到了许多挑战。一方面，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持保存态度，担心这会要挟到他们的传统文化和国家主权；另外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也非常低，被视为一种异端思想。
3、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开始接触并接受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可以帮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慰，并且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和思惟方式。因此，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信仰基督教，并选择到海外留学，以便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这个宗教。
“基督教要来中国留学”这一事件反应了当时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和人们对新知识、新文化的寻求。虽然当时的一些人对中国基督教持有反对态度，但时间的推移，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留学之父”是谁？
称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既因为他是中国近代赴海外留学第一人，也因为他是中国人留学事业的拓荒者。
容闳(一八二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字纯甫，生于香山县南屏镇(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容闳家境贫穷，父亲到澳门打工，看到英国传教士开办的澳门马礼逊学堂管吃管住不要钱，便让儿子去读书。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一所洋学堂，容闳在学堂读了六年书，读《圣经》，学英语，也学一些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科学知识。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叫赛缪尔.布朗，毕业于耶鲁大学。
一八四七年，布朗离职返国，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香港的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会为每人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容闳第一个站起来提出申请，他的同学黄胜、黄宽也站了起来。于是，好心的布朗夫妇就带著他们到美国深造。
三人在布朗等人的帮助下进了马塞诸塞州的孟松学校。黄胜一年后因病回国，侍奉寡母。两年后，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听从教会的安排，转赴英国，考入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留英学习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从事西医教学的教师之一。
容闳一八五○年考进耶鲁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美国留学生。他在学校品学兼优，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容闳为同学们办过伙食，后来，他又获得耶鲁大学兄弟会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得以半工半读完成四年学业。一八五四年，容闳学成归国。
他凭自身的经验，认为要“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此，他立志要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容闳毕业回国后，先后在香港高等法院和上海海关当过翻译，也曾在宝顺洋行经营丝绸和茶叶。一八六三年，他向曾国藩建议创办机器厂，并曾受委托赴美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一八六五年作为江南制造局计划之一，他建议派学生出国留学。一八七○年他又向曾国藩进言，终于在是年冬，清政府批准了容闳的派遣留学生计划，从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五年，派遣一百二十人出洋留学，每年派遣三十人。学员年龄规定由十二至十五岁，需体格健康，懂中西文字，有殷实担保，留学时间规定为十五年。
一八七二年七月，容闳组织的第一批留学生由广东吴川人陈兰彬监督率领赴美，容闳自己先到美国准备。三十名学子，一律长袍马褂，瓜皮帽，仪态端庄。当他们到达美国哈特福德市时，全城轰动。中国留学史大幕由此开启。在美国，这些年纪未到十五岁的学童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学习成绩优良。
容闳一八七○年被命为“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任留学事务所副监督，此后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一八七五年，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一八八一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摘要: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播福音而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客观功能？文章就从开创留学先河、对于印刷、翻译及高等等方面的影响试作具体的分析。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在做出了种种尝试后，终于找到了兴办学校这一传教的途径。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有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1836～1850年）。
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中西文学”，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语言上的相互学习，从而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传播基督教要理”，促进基督教思想及东亚文明的和平传播，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语言来说分为英文和中文两种课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中文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就其教学内容划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课程。如《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满足中国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绅“对话”；三是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但通过创立教会学校传教并非传教士一开始传教就采取的途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教碰壁”之后才最终认识到创办教会学校这一有效途径的。创立学校传教的优势主要有二一是使传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地点，传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会学校的创立使福音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提高了福音传播的效能。因此，教会学校成了传教士传教理所当然的选择。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为教会学校创办初期状况不佳，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未来持观望、怀疑的态度；二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们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华书院为例，可见其发展的艰难。
1875年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的学生的需求激增，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机构，教会学校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至1875年止，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学校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到1887年,教会学校中学生已经超过1万名。到1899年, 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76所，有学生3万多人。到1900年,几乎每个传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学。
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属小学程度，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发展高等的基础事业。同时，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数从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对近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影响
1、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
（一）出国留学
关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的最早记录，有两次值得记忆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此行不单是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创举，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普遍留学开始。
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戴着浙江宁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1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
19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派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基础上，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章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动力使得容闳日后将这种活动延续下去，为近代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海归”。
（二）对中国人才的培养
中国早期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实业、外交、政治、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国务总理）、欧阳庚、梁敦彦、梁诚、容揆、唐国安等。
英华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艺术等先进文化一块捆绑兜售,在一定程度动摇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促进许多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
教会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容闳、黄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郑观应在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了两年夜班课；马相伯、马建忠均为依纳爵公学学生；邹韬奋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冼星海、林语堂、马约翰、晏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也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被公认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对他后来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2、对中国印刷、翻译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历任校长主持校务各有不同的建树，我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见到他们所做过的贡献和影响均是深远的。第一位校长米怜（1818～1822年在任）在创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华书院附设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经》及中英文书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开创了中文报业的先河。梁发早在1815年即追随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雕刻字版，协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从事报业印刷的工作者。梁发与何进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华书院接受神学训练，日后献身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华人传教士及牧师，对中国本色化教会的发展尤有重大的贡献。 当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的时候，理雅各也将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机器、铸字及铅字粒，全部运往香港。这就带动了香港的中文印刷业。英华书院亦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英国人麦都思牧师（Walter HMed Hurst）监印，可以说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内容主要有专论和新闻两类专论是介绍西方社会、人文、地理、科学、医学等；而新闻则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报刊当中，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 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算是最大的。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那些关心国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
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1824～1828年在任）高大卫（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长（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华书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书》的翻译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国后，成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华文教授，从事推广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工作，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影响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华书院的第七任校长（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香港事业的发展，积极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及研究，它对于《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由于创立了“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被誉为“香港之父”；他的杰作《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对照，并附注释，已成为近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作。
总之，这些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印刷、翻译工作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洋人”的努力，也许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还要发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国能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3.对中国近代高等的影响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再于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还有北京文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杭州长老学院、上海圣约翰学院。这些基督教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中国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
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北京大学亦与基督教“有缘”。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女子高等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活跃于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不仅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一批新的高等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有章可循，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教会大学的出现大大地缩短了中国近代高等与西方高等的差距，它使中国的水平由教会大学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学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总之，基督教高等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提供了崭新内容。正如章开沅所说“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部分。”
三、
外国传教士及在华基督教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近代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之盛在人才，人才之盛在学校”（丘联甲语――清朝海南人），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把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这些人才抹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中国近代化又将会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