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留学的日本人通常被称为"留学生"或"日本学生"。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19年，有超过36,000名日本人在美国留学。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和学院，包括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学府。除学术研究，这些留学生们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并融入美国社会。
詹天佑的故事
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詹天佑是第一位中国铁路工程师。在他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奋发拼搏，战胜千难万险，成功地建成了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这是我国铁路建设的一座最伟大的里程碑。为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工程师，他的铜像至今巍然矗立在青龙桥车站，人们经过这里，都会肃然起敬，无限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詹天佑从小痛恨帝国主义，立志为振兴中华而献身。
1872年，12岁的詹天佑赴美留学，发愤刻苦学习，于1881年学成回国，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铁路事业，当时我国修建的每一条铁路，无不渗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他常年奔波在野外山岭，和工人们同吃同住，风餐露宿；他在洋工程师面前从不低头，创造了使帝国主义为之感叹地伟大成绩。如今，我国的铁路四通八达，飞速发展，提速再提速，正在向着现代化加速前进，而我国铁路事业的创业者、开拓者就是詹天佑。他的爱国、拼搏和奉献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我们要追随这位伟大的爱国工程师，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富裕的祖国而奋斗、献身。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几个有关詹天佑的故事。
12岁赴美留学
爱国工程师詹天佑于1861年4月26日（农历3月17日）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他的父亲詹洪原是一个茶商，因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破产，只能靠种田维持一家生活。
詹天佑从小就从大人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反抗英法侵略的故事，也看到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詹天佑七、八岁的时候，被送到私塾里读书，但是，他对那些《四书》、《五经》不感兴趣，而喜欢摆弄一些机械。他经常用一些捡来的小螺丝钉、小齿轮、旧发条做玩具，还用泥巴捏轮船、起重机，许多小伙伴都成天追着他一块玩。在上学的路上，他经常站在工厂外面，观看里面的机器，运货车，琢磨来，琢磨去，常常忘记了上学。有一天，他看着家中墙上的挂钟出了神。那挂钟为什么会嘀嗒嘀嗒走个不停呀？为什么会打点呀？想着想着，他就动手把挂钟拆开，想看个究竟。可是，再想按原样装起来的时候，怎么摆弄也装不好了，急得他满头大汗。父亲看见，虽然有些生气，还是领着他到县里的钟表店，让他仔细看工匠怎么拆装钟表。
1871年底，詹天佑11岁了，已经在私塾读了4年多了。父亲正在琢磨在他念完私塾以后，让他去做工挣钱。这时，同乡谭伯村匆匆从香港来到南海，说那里正在选拔幼童出洋留学。谭伯村也是一位商人，从小看到詹天佑聪明好学，非常喜欢他，也经常用钱财接济他们家。
谭伯村极力劝詹兴洪夫妇送孩子去参加留美考试，认为这关系孩子的前途。詹兴洪却担心儿子年小，出这样的远门很不放心，而且，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大好。谭伯村表示，经济上愿意资助，而且把自己的四女儿许配给天佑。这样才决定送詹天佑去香港参加留学考试。
1872年，詹天佑顺利通过了考试，父亲也在清政府的出洋“甘结”上签了字。所谓“甘结”就是一种合同，可以说跟卖身契差不多。比如，“甘结”中规定，必须听从清政府差遣，如有疾病甚至生死之险，概不负责等。
12岁的詹天佑经过半年的出国，于1872年7月登上了赴美的洋轮，开始了留学生活。一开始，他进了美国的一个“诺索布寄宿学校”上小学，学英语。
1876年进入纽海文希尔豪斯中学（丘屋中学），两年后毕业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
在美国留学期间，詹天佑学习非常刻苦，也很注意锻炼身体，立志为早日富强祖国而学习科学。在120名留美官费生中，只有两人顺利完成大学的学业获得学位，詹天佑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的研究》获得很高的评价。
学非所用 报国无门
1881年，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奉召回国。当时，在清政府中洋务派与顽固派斗争很激烈。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改良中国社会，而顽固派却因循守旧，千方百计维护封建统治。由于顽固派吴子登等人多次向清政府密报称，留美学生不好好读书，成天沉溺于游玩交际，甚至信奉洋教，加入美国秘密政治社团，离经叛道。清政府担心这些留学生成为逆端，危害朝廷，而下令将留美学生全部押送回国，交地方政府管束。
留美学生回国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北京接见。按当时清朝的规定，学子们必须身穿长袍马褂，头结长辫。詹天佑出于无奈，脱下了西装，罩上了长袍，但说什么也不肯戴假辫子。
在接见时，李鸿章正襟危坐，看到这些留学生直挺挺的叉腿而立，既不屈身，也不作揖，特别是看到詹天佑头上没有长辫，大发脾气，大声嚷道“离经叛道，无父无君！”说完拂袖而去，下令让这些留学生等候分发。
有些留学生，为了前途，想谋个好差事，就想方设法托人找门路，送钱送礼，而詹天佑都不肯去叩拜权贵。最后，他被派往福州水师学堂学习海船驾驶，真是学非所用，风马牛不相及。詹天佑的一颗报国心凉了半截，心想不如回家算了。在好友严复的劝说下，詹天佑才忍气去了福州。自此，詹天佑在回国后的七年时间里，先后在福建水师当驾驶官，在广州博学馆和广州水陆师学堂教英文。
1887年，詹天佑与谭伯村的四女儿菊珍结婚，但心中非常苦闷，学非所用，前途何在？何日能报效国家？
正在詹天佑报国无门，十分苦闷的时候，他的老同学邝孙谋从天津来信，问他愿不愿意北上担任中国铁路公司的工程师。他求之不得，就高兴的答应了下来。
决心献身铁路事业
1888年，詹天佑应邝孙谋之邀北上天津，担任了铁路工程师，他非常兴奋。从此，他决心献身铁路事业，为国效力，为国争光。他的一个心愿就是，中国的铁路要中国人自己修。
当时，中国已经开始修建铁路，但都是由外国人出钱雇人修的。詹天佑眼看着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修建自己的铁路，而洋人修的铁路都用来推销洋货，掠夺中的物产，詹天佑感叹不已！
詹天佑在北上之前，特地回家乡看望了父母。亲人们都为他北上有了新的工作而高兴。
在路过上海时，詹天佑专门到吴淞凭吊了淞沪铁路的遗迹。这是英国在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十四年前，在通车时震惊了愚昧顽固的西太后，她认为这庞然大物的火车头，喷烟吐雾，拖着长龙轰隆隆的奔跑，“破坏了大清的风水”，因而下令用18万两白银从英国人手中买回来，拆毁所有的机车和铁轨，用轮船运到台湾，沉入了打狗湖之中。多么愚蠢，多么可憎！
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看到这个公司名义上是“官督商办”，是中国的公司，但实际上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商人提出中国铁路“与其修自洋人，不如修自中国人；修自官府，不如修自百姓”，但不被采纳。由于清朝的腐败和国家的贫穷，当时的中国铁路都是由外国人修建，向外国帝国主义贷款，由外国工程师领导。詹天佑心中愤愤不平，他坚信，中国的铁路早晚要由中国人自己修建。
詹天佑领导修建京张铁路
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
詹天佑到中国铁路公司以后，先后参加了唐胥轻便铁路（以后延长到天津），和关内外铁路的建设，但修路大权都控在外国工程师的手里，詹天佑总是深入工地，实地组织工人施工。到1905年5月，清政府才下令修京张铁路。詹天佑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兼会办。由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当时，为什么要修京张铁路呢？
一些商人一再要求修一条通往西北的铁路。京张铁路是沟通西北的通道，不仅可将西北的皮毛、驼绒和牛羊与内地的茶叶、丝绸、纸张等交换，而且，对镇守北疆也很重要。修建铁路的好处已经显现，不仅方便捷达，而且赚钱不少。
清朝政府决定修建京张铁路，但英、俄两国都要抢夺修建京张铁路的权利。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政府为避免麻烦提出不用外国工程师，由中国工程师修建。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反正中国修铁路一定要向他借钱，不愁控制京张铁路；帝俄则想，中国人肯定修不了京张铁路，还得向他们求援，甚至有的外国工程师还扬言，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呢！在中国内部也有不少议论，说詹天佑修建过这样的险要的铁路么？他能找到几个中国的铁路工程师？有的人还断言，詹天佑修小铁路还可以，修京张铁路肯定要失败。
詹天佑正在为修建京张铁路紧张筹划的时候，西太后突发奇想，下令要在当年十月初一她生日之前修成万寿山支线，她要坐着火车去颐和园过生日。要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修成万寿山支线，困难重重，谈何容易。詹天佑只好咬紧牙关，同时领导京张铁路和万寿山支线两条铁路的修建。很快，詹天佑完成了万寿山支线的设计和测量工作，但要修成困难很大，要在十月初一修成不可能。西太后听说这一情况以后，竟然同意不用抢修万寿山支线了，詹天佑松了一口气，可以集中精力修京张铁路了。
詹天佑选定关沟线路。
修建京张铁路，最困难的是从南口到青龙桥这一段。主要是山势陡峭坡度高，还需要修很长的隧道。詹天佑作为总工程师每天骑着毛驴，亲自与工程技术人员去实地进行勘测。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有时狂风大作，有时暴雨不断，他总是身背标杆和测量仪，奔波在崎岖的山间小路。暴雨袭来，他和大家一起躲在崖石下，等天晴了，继续勘测，吃了不少苦。
詹天佑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历尽艰险，前后勘测了三条线路。一条是关沟线。这条线路从南口至岔道城，长22公里，经过居庸关、青龙桥、八达岭，尽是悬崖峭壁，坡陡路险，工程量大，而运输量有限。第二条线路是热河线，从青龙桥绕过八达岭，转向东北方，经十三陵到延庆。这条线路虽然长出15公里，但坡度较平缓，也无需开凿八达岭那样长的隧道，但要专门修一条运料的路，费时费钱。第三条路就是现在修成的丰沙线，从西直门往西，绕过石景山，经三家店，到沙城附近出山到张家口。这条线路比较理想，但山势更加峻峭，坡度小但要修隧道65孔，工程费用较高。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詹天佑采用了关沟线路。
双机车“之”字线
京张铁路穿过崇山峻岭，坡度很大。按照国际的一般设计方法，铁路每升高1米，就要经过100米的斜坡。为了缩短线路，降低费用，詹天佑设计的线路则是每提高1米，仅需修33米的斜坡。不过，这样坡度大了，火车爬山就更加吃力。怎样使列车这庞然大物顺利开上山，詹天佑整天开动脑筋思索着。
有一天晚上，詹天佑苦思冥想列车爬坡的方法，到了夜深还未休息。他的妻子和女儿陪伴他画图设计。夜深了，屋子里很冷，女儿手指冻得有点僵硬，一不小心，将冰凉的剪刀掉在了地上。詹天佑听见响动，从凝思中惊醒过来。他看着掉在地上的剪子，突然大声叫道“有了！有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莫名其妙。詹天佑非常高兴的说“八达岭的铁路可以仿照剪子那样修建，火车一折一返地往上爬，不就可以翻山越岭了吗？”后来，青龙桥那段铁路修成了“之”字形线路，火车一曲一折的轻轻松松爬上了山。当地人把这段铁路称之为“剪子岭”。
战胜千难万险凿通隧道
1905年12月12日，京张铁路正式开工。在丰台，詹天佑亲手抡起大锤钉进了第一枚道钉。成千上万的人欢呼，道贺。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开工了。
修建京张铁路，谈何容易。崇山峻岭，爬坡钻洞，又没有机械设备。这还不说，清廷的达官显贵刁难阻挡，洋人造谣拆台，詹天佑面临的是千难万险，内外夹攻。但是，一心爱国，决心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詹天佑毫不畏惧，坚信京张铁路一定能够建成。
硬闯贵族坟，铁路通南口。京张铁路终于开工了，但困难重重。当时，中国非常落后，修铁路没有机械，连运送铁轨的车辆都没有。开工以后，头根铁轨都是詹天佑和工人们推着平板车运到工地的。当路轨铺到清河镇广家坟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硬钉子。原来，这广家坟地的主人曾任锦州道台，与恭亲王载泽的孙女结亲。广家依仗皇亲的势力，雇人卧轨，阻挡铺轨。而广家坟地附近，还有慈禧太后父亲坟，郑王坟、太监坟。左避右闪，铁路无法通过。恭亲王坚持要铁路改线，并愿出银酬谢。詹天佑哪里肯答应，他认为这是变相贿赂，宁可辞职也不能更改线路。正在这时，恭亲王出洋回来遭到革命党狙击，吓得不敢出门，无心再过问广家的事。广家只好应允铁路从墓地围墙外通过，但提出为保护风水，必须在附近挖一条小河，派三品官 设祭，还要立碑纪念。工程队人员觉得这是无理取闹，詹天佑为修通铁路，答应派人去广家坟院拜祭，立碑之事不予理睬。克服了重重困难，京张铁路首战告捷，1906年9月3日，通车到南口。
成功开凿4孔隧道。南口通车以后，詹天佑领导工程人员又开始了京张铁路最艰难的一段工程——在关沟地带开凿四孔隧道。
四孔隧道包括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和八达岭隧道，总长1645米，其中八达岭隧道长1091米，其次是居庸关隧道，长367米。
居庸关山势非常险峻，岩石也很厚，开凿隧道非常困难。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詹天佑采用从两端对凿的方法。詹天佑亲自教给凿工凿炮眼、下炸药的方法。当开凿到洞中几十米的地方，山顶的泉水渗透的很厉害，洞中泥泞无法下炸药。没有抽水机，詹天佑就带领工人挑着水桶排水。为防止两壁和顶部土方塌落，工程队员用水泥砌边墙环拱，筑起水沟排除积水。就这样，终于在1908年4月12日凿通了居庸关隧道。
八达岭隧道最长（1091米）。这么长的隧道从两头同时开凿不行。詹天佑在隧道的中部开凿两个竖井，两个竖井都同时向两个方向开凿，使整个隧道分成三段。这样，两个竖井同时向两个方向凿进，整个隧道的两头也同时向隧道里边凿进。加快了工程进度。但是，当时没有什么设备，比如，运载工人上下竖井，运送器材，炸药，运出土石和积水，因为没有升降机，只好用民间的辘轳架在井口，用人工升降。隧道内没有抽风机，空气污浊，詹天佑就在井口架起扇风机，通过铁管往隧道里送进新鲜空气。詹天佑处处为工人着想，和工人们一起在井下施工，总是身先士卒，得到工人们的拥护。
1908年5月12日，八达岭隧道凿通。
很快，其他两个隧道也先后凿通。到1909年9月24日，京张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铁路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
1872年7月8日年仅12岁的詹天佑作为中国第一批官办留洋学生留学美国。
詹天佑在美国先后就学于威哈吩小学，弩哈吩中学，1881年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写出题为《码头起重机的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回国后詹天佑入马尾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学成后派往福建水师旗舰“扬武”任炮手，参加了马尾海战。战后被调入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
1888年，詹天佑由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到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被湮没了七年之久的詹天佑才有机会献身于祖国的铁路事业。此时正值天津-唐山铁路施工，他不愿久居天津，就亲临工地，与工人同甘共苦，结果只用八十天的时间就竣工通车了。但李鸿章却以英人金达之功上奏，并提升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之功就这样被剽窃了。
1890年清政府又修关内外铁路（今京沈铁路），以金达为总工程师。
1892年工程进行到滦河大桥，许多国家都想兜揽这桩生意，金达当然以英人为先，但英人喀克斯以建不成桥而失败。日本、德国的承包者也都遭失败。由于交工期限将至，金达才不得不求于詹天佑。詹天佑详尽分析了各国失败原因，又对滦河底的地质土壤进行了周密的测量研究之后，决定改变桩址，采用中国传统的方法，以中国的潜水员潜入河底，配以机器操作，胜利完成了打桩任务，建成滦河大桥。这一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选举詹天佑为该会会员。
此后，詹天佑又领导了京津铁路、萍醴铁路（萍乡至醴陵）等铁路的建筑。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 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 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亲自带学生和工人着，背着标杆，经纬仪，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能出自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又重新勘测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叠，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一百多米，是居庸关的三倍长。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詹天佑为了缩短工期，想出了“竖井开凿法”，为了火车上山，创造了“人”字形线路，这些方法都在现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
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京张铁路建成典礼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京张铁路建成典礼此路原订六年完成，詹天佑终于提前两年于1909年8月11日全线通车了，还节余二十八万两银子。京张铁路的胜利完成，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爱国精神的充分体现。
京张路完式之后，詹天佑应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的聘请，于1910年任该公司总理，又于1912年5月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由于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在华角逐，竟使这位爱国的、天才的杰出工程师不能施展才能，焦虑至极。终因劳瘁成疾，于1919年4月24日下午三时半逝世于汉口，享年五十八岁。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欧战结束，詹天佑不顾身患腹疾，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远东铁路国际会议，冒着严寒赴会，与企图霸占我国北满中东铁路的日方代表论战，取得了我国保护中东铁路的权利。回国途中，他抱病再次登上长城，浩叹“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升，初建路网的梦想破灭令我抱恨终天，所幸我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根铁轨……”他锲而不舍，在铁路战线上与列强斗争不息的事迹、和他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高度融合的品质，将和后人为他树立的铜像一起，永远给我们无限启示。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詹天佑身世
詹天佑是婺源县庐坑村詹氏的第四十代传人。詹氏的第三十七代世组、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字文贤，生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詹万榜的父亲詹锦千是个商人，在本乡开了个名为“大昌”的杂货铺。他生有八个子女，詹万榜居三。由于子女多、花费大，杂货铺不敷家用，詹家负债累累，诸兄弟只好分家自谋生路。詹万榜颇有志气，在父母故世之后，决意不受祖遗产业携眷搬到下村高胡山另居，因小时读过几本医书，便挂牌行医。正值乾隆盛世，人民在长期战乱中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农业有所发展，商业也渐为兴旺。婺源茶叶销售日增，而且飘洋过海，成为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中上层人物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那时的婺源绿茶都是就地加工，再运往广州口岸出口。由于收价低廉，出口销价很高，不少茶商发了大财。詹万榜竟也心动，贩了一批茶叶前往广东。
谁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
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
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制度。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封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
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
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四）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
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
1879年又以《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令》又对《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政府对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现。
容闳是第一位出国留学的人.
容闳，中国近代著名的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1828年，逝世于1912年。容闳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容闳与他的贡献:
容闳一生至少办成了两件事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这是中国办“洋务”的两桩大事业。
容闳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
1847年赴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55年归国。
1860年他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会晤干王洪仁玕，提出组织新军、办军校、改学制等七项“新政”建议，但未被采纳。
1863年他入曾国藩幕，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
容闳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一代，能像自己一样出洋留学，获得先进的西方，从而以西学改造中学，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富强的国家。可以说，正是在容闳远赴重洋的留学期间，他初步酝酿了致力于西学东渐、以期振兴中国的计划。
1867年提出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建议，被采纳。
1872—1875年容闳初任留美学生监督，支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事宜。这一计划是容闳一生的心愿，但是这一计划最后还是付诸东流，让容闳心痛不已！在留美幼童计划取消后，容闳一直都关注中国形势，先后都为中国政府提出不少建议，但是都一一不被采纳，这使容闳心灰意冷。在他人生的最后因为他参加了革命派的事业，被清政府通缉，他迫于无奈逃于香港与美国，最终壮志未酬地悄悄走完一生。在他人生的尽头，躺在病榻上的容闳还密切关注故国的政局，直到逝世前月余，还在信中表示愿为“助纂民国宪法”而“竭力”。
在19世纪中国兴起的三次学习西方的浪潮中，容闳一直是倡导者、推动者、实施者，甚或领导者，满腔热情地从事“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光明磊落事业。
